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重温经典事件、致敬英烈人物、回眸历史瞬间，一起来学习吧！
2021年6月8日
党史上的今天
1950年
6月8日 中缅两国正式建交。
1973年
6月8日 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总理范文同访问西安和延安。访问期间，周总理对陕西的工作作了许多指示，着重讲了加快延安生产建设问题。他说，“陕北无论如何要在三五年内搞上去”，“你们粮食五年翻了番，我一定再来延安”。
2008年
6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70年，承包期届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2011年
6月8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
历史瞬间
◆1929年6月，朱德、毛泽东、陈毅联合署名的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百年先锋
杨匏安：对党“公忠不可忘”的先驱
杨匏安是一位不能被遗忘的中国共产党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他与北方的李大钊并称为“北李南杨”，还是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面对敌人的屠刀从容就义，表现出革命者无私无畏的崇高气节。他对党“公忠不可忘”而爱党爱国、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值得共产党人永远学习。
笃定追求、深研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杨匏安，1896年11月6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北山村（今属珠海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杨匏安深受鼓舞，不仅身体力行参与其中，而且在对各种学说认真分析鉴别和对社会现实冷静思考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此后十几年间又以自己的可贵实践为之奋斗直至献身。他称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
杨匏安潜心翻译了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著述，并于同年写成了以《世界学说》为总标题的41篇专文，相继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系统介绍了西方各派哲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包括古代近代的唯心论、唯物论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其中，最长最重要的一篇是《马克思主义》（亦称科学社会主义），连载19天，差不多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同时问世。文中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表明“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乃世界经济矛盾演进自然发生的结果”。杨匏安的文章与李大钊的文章不同的是，李大钊主要以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著述为蓝本，杨匏安的则主要采自日共第一任委员长利彦的观点。这样，1919年下半年，在李大钊于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杨匏安在南方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我国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胡适宣扬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11月至12月，杨匏安发表《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又一篇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中，他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在文中揭发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各种手段，进而阐明：资本家剥削愈重，工人反抗愈烈。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一旦群起而取得国家之权力，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脱去资本之羁绊，恢复各人之经济自由，此为解决社会经济的矛盾之唯一方法。”杨匏安在上述几十篇文章中，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学说。他欢呼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歌颂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杰出贡献，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历史作用。
由此可见，在五四运动及其后那样一个政治、思想上大混乱的年代，杨匏安以超人的前瞻性，预测到中国将来的社会必将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美好社会，为此他热情澎湃地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我国南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杨匏安还在学校、铁路教职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华南工人运动的结合，对促进广东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尽心竭力推进国共合作
1920年10月间，杨匏安结识了在《广东群报》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谭平山。由于志趣相同，他们过从甚密，经常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等问题。
1921年春夏间，陈独秀来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杨匏安由谭平山介绍加入了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从事青年和工人运动，历任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代书记，中共广九、粤汉铁路支部书记。1923年6月中共三大以后，他又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了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改组，此后3年间在国民党中央当过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等职，以此身份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和工农运动。他是国民党改组后兼职最多、工作最忙的人。他的工作范围，涉及到全国各省、市及各机关、军队、华侨、工商团体等部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主要任务是向“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将被官僚、政府把持的华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改造成为以工农为主体、四个阶级（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政党。在杨匏安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合作下，国民党的党员迅速发展到30余万人。正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各地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国民革命政府统一了两广，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取得了北伐进军的胜利。
蒋介石逃台后所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还攻击杨匏安“控制”组织部，“用这一关键地位来执行其渗透工作”。1926年春，蒋介石压迫共产党和左派时自任中央组织部长，杨匏安被迫辞职，后仍在广州做统战工作。1927年春，他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8月参加“八七”会议后南下广东，利用老关系以策应南昌起义军。同年11月，因与谭平山的关系，杨匏安被党的领导机构列为“第三党”成员，被撤销了中央监察委员职务，并给留党察看处分。
其实，杨匏安本人当时是反对谭平山组织“第三党”的，此处分属于冤屈。尽管如此，杨匏安仍表示“公忠不可忘”，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服从党的安排，远赴南洋工作。
不仅如此，国共合作期间他将每月300多大洋的高薪绝大部分交给党作活动经费，仅留下极少部分作家用。
“死可以，变节不行”
1929年初，杨匏安从南洋回到上海，参与党中央的报刊出版工作，家人也从广州迁到上海。他参考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历史讲义，编译出20余万字的《西洋史要》，署名王纯一，交由杜国庠主持编务的上海南强书店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成的西方史著作。此书以鲜明的观点，流利的笔锋，扼要地阐述了西欧各国革命史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是当时国内学习西方史十分难得的参考书，曾再版5次。
193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因生活腐化被人向敌特告密，中央机关受到破坏，罗绮园本人及杨匏安等16人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连同中共宣传机关的《红旗日报》美生印刷厂也遭破坏，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失。
被捕后，杨匏安曾设法从狱中传出一张铅笔写的字条。他在字条中告诫家人，千万不能接受南京“旧识”的钱和物，如果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纸条上还特别提到：“虽穷缝纫机不可以卖去”，为什么强调这句话？因为缝纫机是当时杨家唯一的谋生工具。
在狱中，蒋介石多次派人劝降杨匏安，均遭严词拒绝。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要杨匏安写自首书，杨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从参加革命之日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同狱难友无不为之感动，连看守的狱卒也敬佩地称他为“铁人”。
当时，中共中央一面请宋庆龄、何香凝出面营救，一面安排特科准备在他被押往南京或苏州途中武装袭劫囚车。
然而，就在这一劫车计划行将付诸实施之际，形势急转直下——在8月间的一个深夜里，劝降进行到最后一幕时，蒋介石亲自把电话打到狱中要杨匏安接听，杨匏安面对种种威逼利诱轻蔑处之，将话筒愤然摔到墙上。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就地处决，连已经变节的罗绮园也未保住性命。就这样，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者杨匏安倒在了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草地上，壮烈牺牲，时年35岁。
重要论述
1941年6月8日
《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写的代论《论敌寇两面政策》。文章指出：敌人对我除军事进攻之外，还使用政治进攻的法宝，企图以诱降和分化来动摇我们的抗战意志，瓦解我们抗战的力量，以便利其征服中国，这就是敌人侵华的两面政策。我们的对策是针锋相对，敌人以军事的进攻和“扫荡”来，我们以各线出击和破击战回答他；敌人以政治的诱降和分化来，我们以反对投降和巩固团结回答他；敌人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来进攻我们，我们便以团结抗战来回答他。
1950年6月8日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讲话指出：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同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在教育上就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要有科学的内容；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他强调：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外，我们应该团结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凡是在政治上反对三大敌人、在教育上赞成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人，我们都要团结。这是肯定和不可更易的方针。教育改革是比较长期的事，要有步骤地进行，但不能停止不动；要区别轻重缓急，在有些问题上要善于等待。这篇讲话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91年6月8日、15日、25日
江泽民在关于海湾战争的三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了军事战略方针和国防科技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对这个方针怎么理解？积极防御是攻守结合，不是单纯地守。这是个很重要的战略问题。在武器装备上也要有“杀手锏”。总的方针，还是要靠自力更生。要综合考虑国防科技问题。国家要拿出点钱来发展武器装备，支持国防建设。
2007年6月8日
胡锦涛在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上讲话，提出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原则立场。他指出：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应该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解决。只有各方在促进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积极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才能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我们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帮助更多国家走上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发展目标的清洁发展之路。这篇讲话收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