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重温经典事件、致敬英烈人物、回眸历史瞬间，一起来学习吧！
2021年6月18日
党史上的今天
1928年
6月18日至7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郊举行。大会对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做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会提出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彻底地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1979年
6月18日至7月1日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重大决策。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迈出了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一大步。
1997年
6月18日 陕西省委、省政府发出《通知》，决定成立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委会，为正厅级事业单位、省政府直属派出机构，具有地市级行政管理权和省级经济管理权，全面领导示范区的工作。同时，撤销陕西省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协调委员会。7月25日，省委发出《通知》，成立中共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工作委员会，作为省委派出机构，根据省委授权开展工作。党工委和管委会合署办公。张光强任党工委书记。7月29日，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成立大会在杨凌举行。
2012年
6月18日、24日 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先后成功进行自动交会对接和航天员手控交会对接。
历史瞬间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郊举行。
图为会议旧址
百年先锋
曾希圣：“面壁终破壁，弄敌股掌间”
曾希圣（1904-1968），湖南资兴人，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参加过北伐战争，后赴苏联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河南、山东从事秘密工作和兵运活动。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中共中央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等职。参加过长征，是红军“破译三杰”之一，获二等“红星奖章”。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他是我军情报工作的“创业人”，不修边幅，人称“胡子局长”。他不走寻常路，“读天书”“发假电”“搞玻璃杯”，屡屡破获国民党重要军事情报，立下大功、奇功。他就是曾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
1927年，国民党反共反革命潮流愈演愈烈，党的武装斗争和公开战线急需地下斗争、隐蔽战线配合。当时，曾希圣担任国民党军队的中层军官，且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湖北省委军事部决定曾希圣留在唐生智第8军，除争取官兵革命外，还承担情报、交通、购买枪支弹药三项特殊工作。但还未打开兵运局面，他便被迫离开军队，直到1930年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
为了搞情报工作，曾希圣和党内交通员黄杰及老同志何叔衡组建了新的“家庭”：何老与黄杰为父女关系，曾希圣作为黄杰的小叔子客居黄杰“娘家”的后厢房。
1930年前后，国民党当局对军事新闻管制不严，报纸时常透露出一些军事动态。曾希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综合各报纸情报，分析敌军重大军事动态，有时也整理各地报来或内线提供的密写的文字报告、电报。靠着“剪刀+浆糊”，曾希圣弄清了国民党军队对红军3次“围剿”的计划，使我党我军减少了人员伤亡与损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曾希圣转战中央苏区工作。
为了加强情报部门建设，中央军委将原通信部门的无线电总队侦察台与原红一方面军参谋部谍报科组建为总参谋部侦察科。曾希圣一到苏区，便被任命为侦察科负责人，后侦察科改为情报局（即二局）。此后7年，曾希圣一直担任二局局长，领导建立了以无线电侦察为主的红军情报工作，成为中国军事无线电密码破译的第一代专家。
周恩来说，曾希圣是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但创业十分艰难。曾希圣第一次领导二局参与赣州战役，谍报侦察失效，无线电侦察台“失聪”，令他刻骨铭心。
冥思苦想中，曾希圣想起他在国民党刘珍年部做兵运时，曾听报务员说过，军用密码电报是可以破译的。他立即将这个“以破译密码获取敌军战役情报”的想法报告总参谋部部长叶剑英，并得到朱德、周恩来的支持。但破译谈何容易？国民党军队内使用不同版本的密码，连他们自己翻译都十分费劲，何况是破译。所以，叶剑英把密电比作“天书”，称曾希圣是在“读天书”。
没有任何退路可言。曾希圣坚持“两条腿”走路，亲自带头破译攻坚：一方面布置抄收敌台密电，收集缴获的敌人密码本和电报底稿，适时比对分析研判；另一方面向加入红军的原国民党军电台人员学习了解。他还多次向党的无线电通信创始人周恩来请教编码的规律，常常在屋子里“坐冷板凳”，恶补破译必备的基础知识，把突破口对准了在江西“围剿”的国民党军队使用的最新秘本——“展密”。
机会来了！1932年8月，宜黄战斗打响后，我军缴获了两大箱敌军文书，曾希圣从中查阅到了国民党第9路军孙连仲发给所部的一份译出30多个字的密电。以此为线索，他布置电台重点抄收孙连仲部往来电报，并用已知密码对其进行反复猜译，从而译出了全部密电，“展密”就此到手，周恩来当即嘉奖。
“展密”破译后，彭德怀将听力敏锐、记忆力超强的曹祥仁和优秀报务员邹毕兆调到二局。至此，红军“破译三杰”聚首，破译行动组如虎添翼，进入“开挂模式”。“特别本”“猛密”以及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的“千密”“清密”等多种密码都被准确破译，甚至连国民党第10师师长李默庵用密码电报发给老婆的诗也被破译出来。1936年12月，周恩来在西安见到李默庵时随口说出的诗句，让李默庵大惊失色，震惊于红军无线电侦察的能力。
日复一日，昼夜不停地战斗，曾希圣不修边幅、不讲穿戴，每天两餐只有盐水煮竹笋。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二局的体制确立，跟踪破译能力形成，所有侦收范围内的敌军密码本都被破密。从1932年10月至1937年底，二局共破译蒋介石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电达1050个，而敌军破译红军密电是0。红军建军六周年之际，曾希圣被朱德、周恩来联名提议，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在反无线电侦察上，曾希圣也下了功夫。他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并提高红军密码的反破译难度。国民党军队为了破译红军的密电，建立了庞大的无线电侦察部门，购置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雇佣了外国专家当顾问，但始终没能破解红军的密码。
红军长征后，为了不间断掌握敌人动态，紧跟总部不掉队，曾希圣采取循环“接力赛”的方式，将侦收人员与装备器械分两个组，前组先走一段后停下来开机接替侦收，后组交班后往前赶路又停下来接替前组。在翻越老山界这段悬崖上的艰难小道时，他亲自护卫队伍，在半山腰组织开机，时刻不停实施对敌侦察。
四渡赤水后，红军前后面临着敌人阻截的险境。危急时刻，曾希圣提出利用我掌握敌之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吴奇伟、周浑元发电使其调离的计策，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认可。利用蒋介石经常朝令夕改、越级指挥的行事风格，曾希圣遂拟定电文，以蒋介石名义分别给吴、周两部发电，命其向泮水、新场、三重堰前进，红军因之乘隙顺利南渡乌江，进逼贵阳。
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一面急令吴奇伟、周浑元等纵队赶往贵阳保驾，一面做好逃跑准备。因蒋介石的“救驾令”与我军发出的“假电令”行动方向基本一致，故吴、周始终没有发现其中“玄机”，蒋介石自己也不知道。直到1967年曾任二局副局长的宋裕和看望曾希圣时，才对其夫人说起曾希圣为红军顺利南渡乌江立下的这一奇功。
重要论述
1983年6月18日
邓小平会见参加一九八三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指出：搞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是知识问题。就整个国家建设来说，能源、交通运输是重点，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智力投资。他谈到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6年6月18日
邓小平谈到小康目标时指出：第一步是到二〇〇〇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可以进入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这样的国家不多。国家总的力量大了，那时办事情就不像现在这样困难了。有了本世纪末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更加强大，对世界和平就更加有利。我们欢迎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013年6月18日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全党同志要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以实际行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他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他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他指出，教育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正衣冠，主要是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2015年6月18日
习近平在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十三五”时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他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地区面貌显著变化，但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脱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2020年6月18日
习近平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他指出，疫情给我们带来一系列深刻启示。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人类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恢复经济，都要走团结合作之路，都应坚持多边主义。促进互联互通、坚持开放包容，是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互利共赢。我们愿同合作伙伴一道，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