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重温经典事件、致敬英烈人物、回眸历史瞬间，一起来学习吧！
2021年6月19日
党史上的今天
1925年
6月19日 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全国总工会的公开指挥下，香港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罢工的指挥机构。此前的6月2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选出代表，在广州举行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并选举苏兆征、李森等13人组成省港罢工委员会。1926年10月，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尽快结束罢工的建议，宣布结束罢工，并取消对香港的封锁。省港大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政治大罢工。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1945年
6月19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体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七大产生了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成为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1954年
6月19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将西安等11个城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西安市并入陕西省建制。
1997年
6月19日 由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研制的“银河—3”百亿次巨型计算机系统，通过国家技术鉴定。
历史瞬间
◆从1925年6月19日起，香港和广州租界的20万工人举行罢工，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23日，广州和由香港回广州的工人10万余人举行大游行，在沙基惨遭英、法帝国主义的镇压。
百年先锋
刘道衡：“十载密织网，功成了无痕”
刘道衡（1892－1968），湖南衡阳县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1931年在上海参加“社联”，1932年加入共产党，后被派回湖南组建中央特科长沙工作组，直到1942年调离。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湖南省第一届政协委员会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参事室副主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办公室主任。
为打入敌人内部搜集军政情报，1932年，中央特科派遣刘道衡回湘组建情报组织。在湘十年，刘道衡建立了湖南情报网。1946年中央军委在延安总结工作时曾说“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中央特科长沙工作组）组织未受到破坏和损失，是湖南情报工作的特点。”李克农评价：“刘道衡独立开辟的湖南地区情报工作乃是中央特科在白区情报工作的仅存硕果。”
研谈佛学当参事，产科医院设联络
1920年至1931年在上海期间，刘道衡成为著名左翼作家，1930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下简称“社联”）。当时，中央特科王学文也是“社联”成员。经考察，王学文认为刘道衡具有进步思想和较好的人脉资源，于1932年发展他在中央特科入党并派遣他回长沙。
1932年的湖南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特务横行，流行“不谈国事，研修佛教”。刘道衡的同学、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的曹伯闻也以佛教徒自居。刘道衡花大量时间苦心钻研佛学，通过与曹研谈佛学，拉近了关系，为湖南情报工作起步找到庇护。曹伯闻以名流身份将刘道衡带进湖南上层人物圈，又通过国民党省政府主席何健的关系，让刘道衡担任湖南省政府参事。
刘道衡将住址选在熙台岭41号一幢小洋楼里，与水上警察局处长阎某同住在一栋房子，特务、帮会不敢窥视干扰。刘道衡还通过曹伯闻购置房产，在熙台岭开办了一家湖南产科医院，建立湖南情报联络站。
曹伯闻的亲信熊子烈是刘道衡的“发小”，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失去组织关系。1933年，刘道衡恢复熊子烈的党组织关系。熊子烈当庶务替曹伯闻管理民政厅的经费、总务，并为曹料理私产和家务。熊子烈在长沙南阳街开了一家雪松纸庄，在衡阳南正街开了一家南禄绸布店和一家旅社，这些都是为党提供财政经费和掩护的地方。
在曹伯闻和熊子烈的支持下，刘道衡在长沙站稳了脚跟，随即正式成立中央特科长沙工作组（一说湖南工作站）。
刘道衡一边在长沙扎根, 一边寻找大革命失败后没有变节的同志，固本培元，壮实队伍。他找到了长沙自治女子职业学校的负责人曹治阳，又在衡阳找到刘莘田和刘纯宜等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为长沙工作组的骨干。
广播种子不发芽，白区伺机开红花
中央特科要求刘道衡在湖南建立情报机构，但不与党的地方组织联系。
刘道衡将曹治阳的长沙自治女子职业学校发展为长沙工作组的又一个掩护组织，长沙工作组的同志以教师身份开展工作。学校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为日后革命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1933至1935年间，中央特科先后派遣周寿朋、钱渭川等8名党员赴长沙协助刘道衡开展工作。在“广播种，不发芽”的政策下，长沙工作组发展党员十分谨慎。其中，刘乐扬就是刘道衡亲自物色、发展的。
1933年4月上旬，《全民日报》几次发布刘乐扬被捕的新闻，引起刘道衡关注。通过寄居刘道衡家中的进步剧作家刘艺舟的引荐，刘道衡和刘乐扬结识。
刘道衡对刘乐扬非常重视，从1933年下半年起，每逢周日，不问晴雨，一定约见刘乐扬，一谈就是一整天。在刘道衡的教育引导下，刘乐扬迅速成长。1934年暑假，刘乐扬入党，和周寿朋单线联系开展工作。
刘乐扬在长沙工作组的领导下，1934年加入胡汉民的秘密反蒋组织“新国民党”。1935年8月打入中统，挑拨派系矛盾。1936年7月起，刘乐扬在《楚三报》等多家进步报刊任特约记者，利用新闻记者身份从事统战工作。1940年1月，经李克农批准，刘乐扬打入鄂北河口第五战区桂系大本营，化名张兆麟加入民盟。刘乐扬战斗在国统区和香港，设法保护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
红军过境减损失，转战衡阳建据点
中央特科长沙工作组在没有党的地方组织的支援下，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湖南坚持工作。刘道衡陆续派遣周寿朋、赵君实、刘乐扬、梁宜苏等地下党员打入到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相关机构组织，并将何健身边秘书等人发展为情报组织的外围成员，获取了大量情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刘道衡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和何健企图保存实力的心理，通过曹伯闻向何健游说采取“尾随追剿”的方针。何健依计而行，当中央红军进入湖南时，只派遣部队尾随红军做出追击的样子，同时又与红军保持一天的行军距离，避免作战。这样减少了中央红军过境湖南的损失。红军路过湘南时，刘道衡安排凌霞新提供了一批药品，挽救了很多红军战士的生命。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长沙工作组领导长沙学生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在长沙地区第一次喊出了“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
1937年底，长沙工作组输送刘道衡长女刘丽珊以及肖伟、李文聘等革命青年到华北抗日前线参加八路军，还开展了大量渗透策反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局势发生重大变化。1937年8月，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在武汉成立。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了，李克农任秘书长。1938年初，李克农指示：上级决定撤销长沙工作据点。长沙工作组停止活动，转移到衡阳西部山区坚持斗争。
长沙工作组的地下斗争，填补了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长沙市委遭到破坏造成的空白，也是中央特科撤离上海停止活动后硕果仅存的特科组织。
刘道衡将一部分干部疏散到湘西等地，又将情报组织转移到他的家乡衡阳西乡牌楼冲，创办了“刘氏族学”“青年游击训练学校”，将原“长沙自治女子职业学校”也迁到牌楼冲，以掩护和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刘道衡、熊子烈还建立了牌楼冲、清潭两个支部，成为中共在衡阳地区开展地下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据点。
1942年，刘道衡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离湘赴渝，所有留在当地的组织关系和外围关系全部移交地方组织，结束了在湖南长达十年的情报工作生涯。
重要论述
1945年6月19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我们拒绝参加。我们决定不参加，把一个问题摆在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做。这次国民大会开不开得成，蒋介石下决心的时候是在十一月。不开的好处是大家不合法；开的好处是蒋介石骑虎难下，成为众矢之的。我们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则是稳当的、有利无弊的。它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联合政府发展，选举一个解放区联合会；另一个也是向联合政府发展，但要经过一个曲折。成立解放区联合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
1946年6月19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解放区负责人电。电报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并强调：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1952年6月19日
周恩来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作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一方面，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是资产阶级的本质，他们是要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因此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斗争就是改造。所谓改造，在经济上，就是要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但又要使他们有利可图，有适当的发展；在政治上，要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还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所以我们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不仅政治上有可能，经济上也有需要。我们一定要非常坚决又非常稳当地掌握方针政策，既要注意防止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超越现阶段的政策的“左”倾冒险情绪；又要注意防止忘掉前途，忘掉坚定的方针，盲目地只顾眼前的利益，同化于人家，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下，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篇报告节编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90年6月19日
江泽民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农村工作和农业问题的重要性问题指出：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我们需要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从眼前和长远，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从农村工作和农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从把农业搞上去这个任务的极端艰巨性、复杂性等方面，来加深认识农村工作和农业的重要性，继续努力打开农村工作和农业的新局面。要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谓完善，核心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这篇讲话收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